刘亚楼是的防火墙防火 英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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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1929年，已经是红四军第一纵队司令，刘亚楼才刚参加红军，正在基层摸爬滚打。

　　在和平年代，地位如此悬殊的两个人，可能有工作上的密切交集，很难产生深厚的私人感情，但在那个战争年代，革命队伍的新老交替极快，没有什么不可能。

　　和刘亚楼的命运火花，爆发于1931年8月，第三次反围剿战争中的黄陂战斗。

　　那场大战，蒋介石调动30万人，分左右路进攻苏区，而红军能应战的兵力只有3万，所以红军正面对敌不利，只能绕道敌后寻求战机。

　　和朱德判断，富田方面的国军力量薄弱，红军可以不理国军主力，从富田突破包围圈，扫荡国军的后方部队，等国军主力回援的时候，再用运动战歼灭落单部队。

　　和朱德立即改变战术，决定以红35军强渡赣江吸引火力，主力部队趁国军左右路合围之前，穿过国军左右路之间40公里宽的狭长地带，转移到莲塘地区作战。

　　红四军军长负责前线团阻击正面敌人，守住阵地，给主力部队迂回歼敌争取时间，而红35团政委就是刘亚楼。

　　天刚亮的时候，红35团尚未完成工事，敌军便猛烈进攻，打了他们一个措手不及，而且刘亚楼得到的情报是，进攻阵地的敌军只有两个营，结果正式开战了，刘亚楼才发现敌军起码有一个整编旅。

　　刘亚楼和团长一边指挥部队阻击敌军，一边派通信员向师长和汇报，告诉他们战场有变及早做好准备。

　　没过多久，通信员带回的命令：“作战计划已定，所有部队必须按原计划完成任务。”

　　刘亚楼还能说什么，玩命打呗，他让通信员告诉：“只要刘亚楼在，阵地肯定在。”

　　敌军不断的冲上来，红军战士不断倒下，到最后子弹都打光了，刘亚楼便指挥战士们用石头、木棍继续作战。

　　一场仗打下来，红35团只剩下十几个人，几乎人人重伤。政委刘亚楼活下来了，但腿部受伤，必须用破损的枪管做拐杖才能站起来。

　　即便牺牲如此惨烈，红35团还是完成作战任务，死死守住阵地，给主力部队歼敌争取到时间。

　　我们可以想象一下，如果刘亚楼的阵地没守住，黄陂战斗大概率要失利，等国军反应过来团团包围，第三次反围剿能不能胜利，还是两说。

　　放在第三次反围剿中，和朱德的战略指挥是其一，的战术执行是其二，刘亚楼指挥红35团守住阵地是其三。

　　所以经过黄陂战斗，重新认识了刘亚楼，感觉他不是普通的军事干部，而是可以大力培养的将才。

　　到了长征开始的时候，指挥红一军团做开路先锋，刘亚楼和陈光指挥的红二师，更是先锋中的先锋，走在长征队伍的最前面。

　　1934年10月11日，给红二师发去一封绝密电：“红二师做为红一军团前卫向信丰河方向行进。”

　　信丰是蒋介石命令余汉谋构筑的第一道防线，修建了密密麻麻的碉堡，余汉谋自认为防线固若金汤，蒋介石也对这道防线很有信心。

　　刘亚楼和陈光指挥红二师，仅用十几个小时便攻破余汉谋的防线，把捷报传给，然后传给尚未出发的中央。紧接着是湘军和粤军的第二道防线、九峰山的第三道防线，突破速度之快，让所有人都始料未及。

　　由于携带的辎重太多，导致中央在路上拖拖拉拉，动不动还要开会，讨论一下政治问题，行动速度极慢。

　　于是呢，红二师已经突破湘江的第四道封锁线，打开西进的缺口，可就是等不到中央，都带着红一军团主力到了湘江边，中央还有很长一段距离，逼的和给中央发电报：

　　星夜兼程过河是做不到的，直到第二天中午，也就是12月1日，他们才接到中央和各部队全部过河的消息。

　　刘亚楼和陈光做为先锋部队，基本上三天三夜没有睡觉，和黄陂战斗一样，成为红军胜利线的主要因素之一。

　　他在数次危急时刻，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，如果是偶尔一次，那可能是巧合，但三番两次能做到这样，只能说明刘亚楼能力超群，疾如风徐如林，侵掠如火不动如山。

　　而且刘亚楼换了几个搭档，并没有出现发挥不稳定的事，也说明和几个搭档合作的时候，刘亚楼有极大的威信和话语权。

　　1936年2月，长征到陕北的中央红军发起东征，准备消灭阎锡山，占领山西做根据地。

　　但是吧，那时候中央红军只有1.3万人，规模和阎锡山的晋军差太多，导致东征山西没有达到预期目标，只扩红数千、筹款30万元便回了陕北。

　　在回陕北的时候，负责断后的还是红二师，后来亲自到红二师指挥部，握着师长刘亚楼和政委萧华的手说：

　　“开路是你们红二师，断后还是你们红二师，你们是唱了小旦又演武生，既把开场白说了，又把压轴戏唱了。”

　　但此战过后，刘亚楼便基本离开战场，先是到红军大学读书，然后到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进修，学了一肚子理论知识。

　　刘亚楼在红军大学读书的时候，是红军大学的校长，等他毕业以后，亲自点名、同意，刘亚楼毕业即就业，做了学校的教育长，重新回到的麾下工作。

　　随后刘亚楼到苏联进修，也因为受伤到苏联治疗，俩人在苏联重逢，经常一起参加会议座谈、吃饭聊天、谈论国内外的军事技术。

　　也无数次看见刘亚楼擦皮鞋，亲眼目睹他养成先擦鞋后洗脸的习惯......

　　工作上的欣赏，和生活中的常年相处，和刘亚楼超越了战友情，成了真正的朋友关系。

　　众所周知，喜欢安静独处，非必要的时候，从来不参加聚会喝酒之类的事情，但对于刘亚楼，始终是例外。

　　在延安的时候，刘亚楼和凌漪结婚，和做为贵宾参加婚礼，让别人羡慕的不行，大家都是革命干部，为什么他们不参加别人的婚礼，只参加你刘亚楼的婚礼？

　　到了苏联，刘亚楼参加了苏联的卫国战争，传回国内的消息竟然是刘亚楼战死了，凌漪带着孩子很难独自生活下去，便和另外一个同志结婚。

　　而得知妻子再婚的刘亚楼，知道她有不得已的苦衷，并没有怪罪凌漪，稍微调整心情以后，认识了苏兆征的女儿苏丽娃，随后在苏联结婚。

　　这次婚礼，也参加了，并且送上祝福，希望征战十多年的刘亚楼，此后的生活能安稳幸福。

　　连续参加两次婚礼，已经很不容易了，但不知道，刘亚楼还有第三次婚姻。

　　1945年，苏军挥师东北消灭关东军，刘亚楼也化名王松，以苏军少校的身份回到中国。

　　那时刘亚楼才35岁，又是红军时期便声名显赫的干部，属于正当红的钻石王老五，自然不缺介绍对象的人。

　　经过旅大负责人韩光和大连县委书记王西萍的介绍，刘亚楼认识了小学教员瞿云英，然后在1947年结婚。

　　此时的刘亚楼是东北民主联军的参谋长，所以结婚的规格非常高，罗荣桓和总部同事都来祝贺，但没有来，只托人送来四个字：

　　他已经参加过刘亚楼的两次婚礼，原本以为再也不用出席这种热闹的场合了，谁知道你刘亚楼还没完没了了，谁知道会不会有下一次？

　　罢了，这次就不参加了，祝你这次婚姻能长长久久，和瞿云英白头偕老，不要再有下一次了啊，累了......

　　这种事发生在别人身上，属于稀疏平常，但发生在和刘亚楼的身上，读起来总有种莫名其妙的喜感。

　　那离开国内战场12年的刘亚楼，为什么刚回国就能直升东北民主联军的参谋长呢，而且还成了离不开的副手？

　　红军时期，他就是红一军团的干部，一直跟随朱毛林作战，属于朱毛红军嫡系中的嫡系，亲信中的亲信，自然在选人用人的第一梯队，能力足够就有提拔的优先权。

　　而刘亚楼正是能文能武敢打敢冲的干部，能力可以胜任岗位要求，资历也能镇得住场子。

　　另一个原因就是，刘亚楼在苏联进修工作过，还是以苏军少校身份跟着苏军回来的，那么相比其他干部来说，刘亚楼和苏军有共事的经历，以后和苏军打交道的时候有共同语言，比较方便。

　　于是有了这两个硬条件，再加上举荐、同意，刘亚楼从红军的师长，一跃而成东北民主联军的参谋长。

　　而刘亚楼做了参谋长之后，给他的第一个任务就是：“你把司令部给我弄得像样点。”

　　后来琢磨的时间长了，再结合他们在苏联聊天的内容、苏军的运作方式，刘亚楼想明白了，是想学习苏军，弄个如臂使指的参谋班子啊。

　　东北民主联军创建不久，很多工作都非常粗糙，要学习苏军，难度不是一般的大。但已经下命令了，再难的事，刘亚楼也得办成了。

　　统帅指挥打仗，没有地图是不行的，又精于算计，比同级别的大军统帅更喜欢看地图，但整个司令部没有一张标准地图，可把愁坏了。

　　于是刘亚楼出任参谋长之后，第一件事就是成立作战地图科，然后带着各单位调来的业余参谋，把粗糙的地图拼凑整合起来，亲自在白纸上重新画图，熬了几个大夜，才画出一张标准的。

　　刘亚楼带着那群业余参谋人员，相当于从零开始，画出一系列供使用的地图，有时候旧地图上没有标明的地方，他们还得去实地考察，看看山川走势和城乡分布。

　　画完以后，再拿去印刷厂排版印刷，除了挂在司令部给用，还能下发到纵队，给纵队司令们用。

　　前面说“刘亚楼带着各单位调来的业余参谋”，是因为这些参谋原本都是厮杀汉，根本不懂参谋工作是做什么的，也不知道到底能参什么。

　　于是刘亚楼开办了“参谋业务培训班”，除了培训司令部的参谋人员以外，还命令各纵队、师选派干部，来培训班学习参谋业务，将来学会之后，再回到各部队把参谋班子建起来。

　　“一个称职的参谋长，不仅要了解敌我双方部队的素质、作战特点、主官姓名、内部关系、武器装备、兵员新老成分和非战斗人员的比例，还要洞察作战地区的地形特点、交通情况、机动能力、群众条件、气候等等，这是起码的素质要求。”

　　一句话，凡是战场上的一举一动，都要做到了如指掌，然后做成报告送给大军统帅，给他做决策提供资料信息。

　　这个培训班，刘亚楼每期都办六个月，把他在苏军学到的工作方法，都交给东北民主联军的参谋干部们，最终一点一点的在各级部队搭建起参谋班子。

　　而刘亚楼亲自领衔的司令部参谋班子，工作效率更是惊人，只要看刘亚楼写的报告，就能知道东北战场是什么情况，然后再根据自己的结论做判断。

　　效果这么好，便要求刘亚楼，把参谋培训计划和教材寄给中央，再由中央转发到全军各部队，让其他部队参考。

　　刘亚楼等参谋培训班走上正轨之后，便带着翻译们天天熬夜，把从苏军带回来的《苏军司令部工作条例》、《红军参谋业务条令》以及大量的俄文军事教材，翻译成中文。

　　按道理说，参谋长做到这份上也差不多了，已经非常合格了，但刘亚楼还做了一些额外工作——协助总结战术经验。

　　1948年春，东北部队要研究城市巷战的经验，避免再出现四平攻坚战的问题。

　　刘亚楼亲自下部队调研，发现6纵17师在四平攻坚战的时候，伤亡极小，便备车到这支部队的驻地，让师长政委们讲一讲。

　　他们和刘亚楼说，6纵17师在巷战的时候，其实是把部队打散，以连为单位进行的，而每个连又整编成火力组、爆破组、突击组、支援组之一，巷战时四组为一队，互相掩护配合，效果很好。

　　刘亚楼边听边写，在笔记本上写的满满当当，回到司令部以后，他又组织部队反复演练，最后起了一个名字——四组一队。

　　他向汇报了新发现的“四组一队”战术，也非常感兴趣，随后在大练兵的时候，和刘亚楼一起调研、研究、总结、提炼，陆续整理出“一点两面”、“三三制”、“三猛战术”、“三种情况三种打法”、“四快一慢”等战术，和“四组一队”合称“六个战术原则。”

　　所以说：“东联有一个得力的司令部，有一支得力的参谋队伍，这是我打胜仗的重要保障。”

　　打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的时候，有时候会和罗荣桓闹不愉快，但和刘亚楼从来没说过一句重话，最多就是叮嘱一句，我看地图的时候不要让刘亚楼进来。

　　这也正说明他和刘亚楼的关系不一般，刘亚楼可以不经通报，直接进的司令部。

　　关系好到这个地步，如果说谁能劝阻桀骜不驯的，或者给的工作生活设一道防火墙，那也只能是刘亚楼了。

　　1949年7月，新中国成立在即，准备筹建空军，并且调刘亚楼做空军司令员。

　　空军是高科技部队，掌握着中国的制空权，在地对空作战不发达的年代，只要飞机有油料和炮弹，那就只有飞机打地面的份，没有地面打飞机的机会。

　　而且新成立的空军，准备向苏联购买100架飞机、派数百人到苏联学习，那么有苏联进修背景的刘亚楼，和苏联打交道就非常方便。

　　那时刘亚楼刚调任14兵团司令，正准备亲自指挥大军建功立业，所以不太愿意做空军司令，也说南下作战离不开刘亚楼，请求中央不要调刘亚楼离开四野。

　　刘亚楼离开陆军，成为新中国第一任空军司令员，随后和苏联开始谈判，短短一个月后就签署协议：

　　“苏方卖给中国434架飞机、12.9万吨汽油、1.29万吨润滑油，派878名专家顾问来华，帮助中国建立6所航校、1所飞机修理总厂、6所小型飞机修理厂。”

　　而且向来不懂空军的刘亚楼，还和同志们总结了“一域两层四四制”空军战术，在抗美援朝战场击落敌机330架，击伤95架，批量培养了八千多名三等功以上的功臣。

　　刘亚楼去世的时间点，当时看没什么，但是现在来看，实在是太早了，也太不巧了。

　　早在东北的时候，他就能管的家事，比如和叶群打架的时候跑去劝架、制止趋炎附势的人挂羊头卖狗肉等等，而且管完之后，也不说什么，以至于叶群有些怕刘亚楼。

　　但偏偏刘亚楼就不买张，每次去见，工作人员都说要报告叶主任，刘亚楼便大怒：“叶主任？什么特么的叶主任，滚。”然后就大摇大摆的进去了。

　　这样次数多了，叶群也不敢摆谱，反而客客气气的示好，说以后刘司令员来了不用通报。

　　进家如同回自己家，能降伏飞扬跋扈的叶主任，建国后也只有刘亚楼能做到了。

　　刘亚楼也不避讳：“夫人还是不问政事的好，尤其不要放在身边，闹不好啊，事情就要坏在夫人的手里。”

　　这句话，没听进去，后来他的命运转折，尤其是半夜乘机坠落蒙古这件事，很大程度是被老婆和孩子给坑了。

　　如果刘亚楼不在1965年去世，能多活几年，大概率能做的防火墙，替他管住老婆孩子，说话做事不妥当的时候，刘亚楼也能及时劝阻。

　　1965年刘亚楼去世，的心情是：“君埋泉下泥销骨，我寄人间雪满头。”

　　1971年去世，的心情是：“黄鹤断矶头，故人今在否？旧江山浑是新愁。欲买桂花同载酒，终不似，少年游。”

1929年，已经是红四军第一纵队司令，刘亚楼才刚参加红军，正在基层摸爬滚打。

　　在和平年代，地位如此悬殊的两个人，可能有工作上的密切交集，很难产生深厚的私人感情，但在那个战争年代，革命队伍的新老交替极快，没有什么不可能。

　　和刘亚楼的命运火花，爆发于1931年8月，第三次反围剿战争中的黄陂战斗。

　　那场大战，蒋介石调动30万人，分左右路进攻苏区，而红军能应战的兵力只有3万，所以红军正面对敌不利，只能绕道敌后寻求战机。

　　和朱德判断，富田方面的国军力量薄弱，红军可以不理国军主力，从富田突破包围圈，扫荡国军的后方部队，等国军主力回援的时候，再用运动战歼灭落单部队。

　　和朱德立即改变战术，决定以红35军强渡赣江吸引火力，主力部队趁国军左右路合围之前，穿过国军左右路之间40公里宽的狭长地带，转移到莲塘地区作战。

　　红四军军长负责前线团阻击正面敌人，守住阵地，给主力部队迂回歼敌争取时间，而红35团政委就是刘亚楼。

　　天刚亮的时候，红35团尚未完成工事，敌军便猛烈进攻，打了他们一个措手不及，而且刘亚楼得到的情报是，进攻阵地的敌军只有两个营，结果正式开战了，刘亚楼才发现敌军起码有一个整编旅。

　　刘亚楼和团长一边指挥部队阻击敌军，一边派通信员向师长和汇报，告诉他们战场有变及早做好准备。

　　没过多久，通信员带回的命令：“作战计划已定，所有部队必须按原计划完成任务。”

　　刘亚楼还能说什么，玩命打呗，他让通信员告诉：“只要刘亚楼在，阵地肯定在。”

　　敌军不断的冲上来，红军战士不断倒下，到最后子弹都打光了，刘亚楼便指挥战士们用石头、木棍继续作战。

　　一场仗打下来，红35团只剩下十几个人，几乎人人重伤。政委刘亚楼活下来了，但腿部受伤，必须用破损的枪管做拐杖才能站起来。

　　即便牺牲如此惨烈，红35团还是完成作战任务，死死守住阵地，给主力部队歼敌争取到时间。

　　我们可以想象一下，如果刘亚楼的阵地没守住，黄陂战斗大概率要失利，等国军反应过来团团包围，第三次反围剿能不能胜利，还是两说。

　　放在第三次反围剿中，和朱德的战略指挥是其一，的战术执行是其二，刘亚楼指挥红35团守住阵地是其三。

　　所以经过黄陂战斗，重新认识了刘亚楼，感觉他不是普通的军事干部，而是可以大力培养的将才。

　　到了长征开始的时候，指挥红一军团做开路先锋，刘亚楼和陈光指挥的红二师，更是先锋中的先锋，走在长征队伍的最前面。

　　1934年10月11日，给红二师发去一封绝密电：“红二师做为红一军团前卫向信丰河方向行进。”

　　信丰是蒋介石命令余汉谋构筑的第一道防线，修建了密密麻麻的碉堡，余汉谋自认为防线固若金汤，蒋介石也对这道防线很有信心。

　　刘亚楼和陈光指挥红二师，仅用十几个小时便攻破余汉谋的防线，把捷报传给，然后传给尚未出发的中央。紧接着是湘军和粤军的第二道防线、九峰山的第三道防线，突破速度之快，让所有人都始料未及。

　　由于携带的辎重太多，导致中央在路上拖拖拉拉，动不动还要开会，讨论一下政治问题，行动速度极慢。

　　于是呢，红二师已经突破湘江的第四道封锁线，打开西进的缺口，可就是等不到中央，都带着红一军团主力到了湘江边，中央还有很长一段距离，逼的和给中央发电报：

　　星夜兼程过河是做不到的，直到第二天中午，也就是12月1日，他们才接到中央和各部队全部过河的消息。

　　刘亚楼和陈光做为先锋部队，基本上三天三夜没有睡觉，和黄陂战斗一样，成为红军胜利线的主要因素之一。

　　他在数次危急时刻，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，如果是偶尔一次，那可能是巧合，但三番两次能做到这样，只能说明刘亚楼能力超群，疾如风徐如林，侵掠如火不动如山。

　　而且刘亚楼换了几个搭档，并没有出现发挥不稳定的事，也说明和几个搭档合作的时候，刘亚楼有极大的威信和话语权。

　　1936年2月，长征到陕北的中央红军发起东征，准备消灭阎锡山，占领山西做根据地。

　　但是吧，那时候中央红军只有1.3万人，规模和阎锡山的晋军差太多，导致东征山西没有达到预期目标，只扩红数千、筹款30万元便回了陕北。

　　在回陕北的时候，负责断后的还是红二师，后来亲自到红二师指挥部，握着师长刘亚楼和政委萧华的手说：

　　“开路是你们红二师，断后还是你们红二师，你们是唱了小旦又演武生，既把开场白说了，又把压轴戏唱了。”

　　但此战过后，刘亚楼便基本离开战场，先是到红军大学读书，然后到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进修，学了一肚子理论知识。

　　刘亚楼在红军大学读书的时候，是红军大学的校长，等他毕业以后，亲自点名、同意，刘亚楼毕业即就业，做了学校的教育长，重新回到的麾下工作。

　　随后刘亚楼到苏联进修，也因为受伤到苏联治疗，俩人在苏联重逢，经常一起参加会议座谈、吃饭聊天、谈论国内外的军事技术。

　　也无数次看见刘亚楼擦皮鞋，亲眼目睹他养成先擦鞋后洗脸的习惯......

　　工作上的欣赏，和生活中的常年相处，和刘亚楼超越了战友情，成了真正的朋友关系。

　　众所周知，喜欢安静独处，非必要的时候，从来不参加聚会喝酒之类的事情，但对于刘亚楼，始终是例外。

　　在延安的时候，刘亚楼和凌漪结婚，和做为贵宾参加婚礼，让别人羡慕的不行，大家都是革命干部，为什么他们不参加别人的婚礼，只参加你刘亚楼的婚礼？

　　到了苏联，刘亚楼参加了苏联的卫国战争，传回国内的消息竟然是刘亚楼战死了，凌漪带着孩子很难独自生活下去，便和另外一个同志结婚。

　　而得知妻子再婚的刘亚楼，知道她有不得已的苦衷，并没有怪罪凌漪，稍微调整心情以后，认识了苏兆征的女儿苏丽娃，随后在苏联结婚。

　　这次婚礼，也参加了，并且送上祝福，希望征战十多年的刘亚楼，此后的生活能安稳幸福。

　　连续参加两次婚礼，已经很不容易了，但不知道，刘亚楼还有第三次婚姻。

　　1945年，苏军挥师东北消灭关东军，刘亚楼也化名王松，以苏军少校的身份回到中国。

　　那时刘亚楼才35岁，又是红军时期便声名显赫的干部，属于正当红的钻石王老五，自然不缺介绍对象的人。

　　经过旅大负责人韩光和大连县委书记王西萍的介绍，刘亚楼认识了小学教员瞿云英，然后在1947年结婚。

　　此时的刘亚楼是东北民主联军的参谋长，所以结婚的规格非常高，罗荣桓和总部同事都来祝贺，但没有来，只托人送来四个字：

　　他已经参加过刘亚楼的两次婚礼，原本以为再也不用出席这种热闹的场合了，谁知道你刘亚楼还没完没了了，谁知道会不会有下一次？

　　罢了，这次就不参加了，祝你这次婚姻能长长久久，和瞿云英白头偕老，不要再有下一次了啊，累了......

　　这种事发生在别人身上，属于稀疏平常，但发生在和刘亚楼的身上，读起来总有种莫名其妙的喜感。

　　那离开国内战场12年的刘亚楼，为什么刚回国就能直升东北民主联军的参谋长呢，而且还成了离不开的副手？

　　红军时期，他就是红一军团的干部，一直跟随朱毛林作战，属于朱毛红军嫡系中的嫡系，亲信中的亲信，自然在选人用人的第一梯队，能力足够就有提拔的优先权。

　　而刘亚楼正是能文能武敢打敢冲的干部，能力可以胜任岗位要求，资历也能镇得住场子。

　　另一个原因就是，刘亚楼在苏联进修工作过，还是以苏军少校身份跟着苏军回来的，那么相比其他干部来说，刘亚楼和苏军有共事的经历，以后和苏军打交道的时候有共同语言，比较方便。

　　于是有了这两个硬条件，再加上举荐、同意，刘亚楼从红军的师长，一跃而成东北民主联军的参谋长。

　　而刘亚楼做了参谋长之后，给他的第一个任务就是：“你把司令部给我弄得像样点。”

　　后来琢磨的时间长了，再结合他们在苏联聊天的内容、苏军的运作方式，刘亚楼想明白了，是想学习苏军，弄个如臂使指的参谋班子啊。

　　东北民主联军创建不久，很多工作都非常粗糙，要学习苏军，难度不是一般的大。但已经下命令了，再难的事，刘亚楼也得办成了。

　　统帅指挥打仗，没有地图是不行的，又精于算计，比同级别的大军统帅更喜欢看地图，但整个司令部没有一张标准地图，可把愁坏了。

　　于是刘亚楼出任参谋长之后，第一件事就是成立作战地图科，然后带着各单位调来的业余参谋，把粗糙的地图拼凑整合起来，亲自在白纸上重新画图，熬了几个大夜，才画出一张标准的。

　　刘亚楼带着那群业余参谋人员，相当于从零开始，画出一系列供使用的地图，有时候旧地图上没有标明的地方，他们还得去实地考察，看看山川走势和城乡分布。

　　画完以后，再拿去印刷厂排版印刷，除了挂在司令部给用，还能下发到纵队，给纵队司令们用。

　　前面说“刘亚楼带着各单位调来的业余参谋”，是因为这些参谋原本都是厮杀汉，根本不懂参谋工作是做什么的，也不知道到底能参什么。

　　于是刘亚楼开办了“参谋业务培训班”，除了培训司令部的参谋人员以外，还命令各纵队、师选派干部，来培训班学习参谋业务，将来学会之后，再回到各部队把参谋班子建起来。

　　“一个称职的参谋长，不仅要了解敌我双方部队的素质、作战特点、主官姓名、内部关系、武器装备、兵员新老成分和非战斗人员的比例，还要洞察作战地区的地形特点、交通情况、机动能力、群众条件、气候等等，这是起码的素质要求。”

　　一句话，凡是战场上的一举一动，都要做到了如指掌，然后做成报告送给大军统帅，给他做决策提供资料信息。

　　这个培训班，刘亚楼每期都办六个月，把他在苏军学到的工作方法，都交给东北民主联军的参谋干部们，最终一点一点的在各级部队搭建起参谋班子。

　　而刘亚楼亲自领衔的司令部参谋班子，工作效率更是惊人，只要看刘亚楼写的报告，就能知道东北战场是什么情况，然后再根据自己的结论做判断。

　　效果这么好，便要求刘亚楼，把参谋培训计划和教材寄给中央，再由中央转发到全军各部队，让其他部队参考。

　　刘亚楼等参谋培训班走上正轨之后，便带着翻译们天天熬夜，把从苏军带回来的《苏军司令部工作条例》、《红军参谋业务条令》以及大量的俄文军事教材，翻译成中文。

　　按道理说，参谋长做到这份上也差不多了，已经非常合格了，但刘亚楼还做了一些额外工作——协助总结战术经验。

　　1948年春，东北部队要研究城市巷战的经验，避免再出现四平攻坚战的问题。

　　刘亚楼亲自下部队调研，发现6纵17师在四平攻坚战的时候，伤亡极小，便备车到这支部队的驻地，让师长政委们讲一讲。

　　他们和刘亚楼说，6纵17师在巷战的时候，其实是把部队打散，以连为单位进行的，而每个连又整编成火力组、爆破组、突击组、支援组之一，巷战时四组为一队，互相掩护配合，效果很好。

　　刘亚楼边听边写，在笔记本上写的满满当当，回到司令部以后，他又组织部队反复演练，最后起了一个名字——四组一队。

　　他向汇报了新发现的“四组一队”战术，也非常感兴趣，随后在大练兵的时候，和刘亚楼一起调研、研究、总结、提炼，陆续整理出“一点两面”、“三三制”、“三猛战术”、“三种情况三种打法”、“四快一慢”等战术，和“四组一队”合称“六个战术原则。”

　　所以说：“东联有一个得力的司令部，有一支得力的参谋队伍，这是我打胜仗的重要保障。”

　　打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的时候，有时候会和罗荣桓闹不愉快，但和刘亚楼从来没说过一句重话，最多就是叮嘱一句，我看地图的时候不要让刘亚楼进来。

　　这也正说明他和刘亚楼的关系不一般，刘亚楼可以不经通报，直接进的司令部。

　　关系好到这个地步，如果说谁能劝阻桀骜不驯的，或者给的工作生活设一道防火墙，那也只能是刘亚楼了。

　　1949年7月，新中国成立在即，准备筹建空军，并且调刘亚楼做空军司令员。

　　空军是高科技部队，掌握着中国的制空权，在地对空作战不发达的年代，只要飞机有油料和炮弹，那就只有飞机打地面的份，没有地面打飞机的机会。

　　而且新成立的空军，准备向苏联购买100架飞机、派数百人到苏联学习，那么有苏联进修背景的刘亚楼，和苏联打交道就非常方便。

　　那时刘亚楼刚调任14兵团司令，正准备亲自指挥大军建功立业，所以不太愿意做空军司令，也说南下作战离不开刘亚楼，请求中央不要调刘亚楼离开四野。

　　刘亚楼离开陆军，成为新中国第一任空军司令员，随后和苏联开始谈判，短短一个月后就签署协议：

　　“苏方卖给中国434架飞机、12.9万吨汽油、1.29万吨润滑油，派878名专家顾问来华，帮助中国建立6所航校、1所飞机修理总厂、6所小型飞机修理厂。”

　　而且向来不懂空军的刘亚楼，还和同志们总结了“一域两层四四制”空军战术，在抗美援朝战场击落敌机330架，击伤95架，批量培养了八千多名三等功以上的功臣。

　　刘亚楼去世的时间点，当时看没什么，但是现在来看，实在是太早了，也太不巧了。

　　早在东北的时候，他就能管的家事，比如和叶群打架的时候跑去劝架、制止趋炎附势的人挂羊头卖狗肉等等，而且管完之后，也不说什么，以至于叶群有些怕刘亚楼。

　　但偏偏刘亚楼就不买张，每次去见，工作人员都说要报告叶主任，刘亚楼便大怒：“叶主任？什么特么的叶主任，滚。”然后就大摇大摆的进去了。

　　这样次数多了，叶群也不敢摆谱，反而客客气气的示好，说以后刘司令员来了不用通报。

　　进家如同回自己家，能降伏飞扬跋扈的叶主任，建国后也只有刘亚楼能做到了。

　　刘亚楼也不避讳：“夫人还是不问政事的好，尤其不要放在身边，闹不好啊，事情就要坏在夫人的手里。”

　　这句话，没听进去，后来他的命运转折，尤其是半夜乘机坠落蒙古这件事，很大程度是被老婆和孩子给坑了。

　　如果刘亚楼不在1965年去世，能多活几年，大概率能做的防火墙，替他管住老婆孩子，说话做事不妥当的时候，刘亚楼也能及时劝阻。

　　1965年刘亚楼去世，的心情是：“君埋泉下泥销骨，我寄人间雪满头。”

　　1971年去世，的心情是：“黄鹤断矶头，故人今在否？旧江山浑是新愁。欲买桂花同载酒，终不似，少年游。”